• 探讨郭沫若文化先觉郭沫若与文化中国转型复兴之路毕业论文致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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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百年来的中国,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从艰辛探索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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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并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郭沫若是这条历经坎坷的阳光路上可敬的先行者、先觉者。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概括,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新要求,郭沫若早期对东西文化论争的见解,对文化中国转型、复兴之路的思考,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文化转型;复兴之路;十八大

  1008-0139(2013)01—0005—4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先觉者勇立潮头,领异标新,对启发大众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传承和创新,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郭沫若强调:“举凡先觉者的精神生产都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遗产。”并以“先觉者”“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南”的责任和担当自勉。为了表达对引领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位日本学者景仰之情,他在1954年题写了一纸斗方:“东方的先觉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河上肇先生永垂不朽!”

  百年来的中国,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从艰辛探索到成功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郭沫若是这条历经坎坷的阳光路上可敬的先行者、先觉者。他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负笈东瀛后又狂热地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中、西、日三种文明交会、融合中,以狂飙突进的诗集《女神》,开一代新风。他虽长期身处异邦,却关注着国内关于东西文明异同优劣的激烈论战,在1923、1924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早期思想文化论著,其中包括:《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即《王阳明礼赞》)、《马克思进文庙》、《整理国故的评价》等。这些论著凝聚了青年郭沫若读书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心灵体悟,集中阐述了他对东西文化论争的见解和对文化中国转型、复兴之路的思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和要点:

  一,郭沫若超越东西文明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势,对中西文化精神辨同析异,不同意以一静一动来界分二者的流行见解,而把世界多元文化主要派别四分,认为中国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同为人世的、动态的、进取的,尤其肯定先秦儒家思想富有这种精神,连道家的无为也是活静而非死静,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积极精神。在肯定先秦学者于实践理性的探讨别开新面的同时,指出他们在纯粹理性方面有偏枯之憾,是延误纯粹科学在中国诞生的远因。他呼吁,要把我国固有的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

  二,郭沫若对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怀着自尊与自信,不是彻底决裂,反叛传统,而是在东西文化会通中扬弃传统,焠取精华。在国内对“孔家店”一片喊打声中,他公开宣布“崇拜孔子”,对孔子“人而能出,出而大仁”、“自强不息”和仁、智、勇的人生哲学击节赞赏,还赞扬孔子同歌德一样是“球形发展的天才”、“人中的至人”。他把孔子的真精神同汉武帝独尊儒术孔子“歪斜了的影象”断然区别开来,不把历代帝王和拘迂小儒之过诿之于孔子。

  三,郭沫若具有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要在东西文化之间“开出道路”,在新旧思想之间“折冲樽俎”,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转化。他主张“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强调不能闭关自主,要以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学术为急图。在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同时,要深深****西方科学精神的营养。他批驳那种“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精神文明是救世福音”的盲目、笼统的论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明区别开来,主张:“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求全面发展,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每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发展。”这表明,他在向往社会主义、重视科学文明的同时,爱护优秀传统文化,分别作为开出“外王”和达到“内圣”的路径。

  四,郭沫若从憧憬马克思主义到“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的见解,看作“解决世局的唯一的出路”。在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更兴奋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在儒家文化中寻找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主张“把马克思请进文庙”,让孔夫子和马克思对话,一一比照孔子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虽是游戏笔墨,却寓有深意。后来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较易为中国人接受,确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乏相契之处这一因缘在内。

  五,对文化价值的评估,郭沫若提出了贵在创新与“和而不同”两项重要原则。他针对当时关于国学的争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认为当时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而要推动一个时代文化的进展,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同时,他从研究国学不必勉强人人去做,谈到一种多元文化观,倡导“和而不同”的精神。他指出:“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见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

  归结起来,郭沫若的这些论著,从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视角,在宏观上对中西文化辨同析异,主张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唤醒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吸吮西方科学文明的甘乳,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点,以求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或许是贯穿在其中的一条线索。

  郭沫若那时还处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期,具体论述带有某些不成熟、欠准确的地方,但他的总体见解和宏观思考,确实视野广阔,立意高远,同国内中西文化论战的许多观点比较,有截断众流、超越众见之优长,可以说是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不同意“东方精神主静、西方精神主动”的笼统界定,批评“东方精神文明救世”的盲目论调,反对文化保守派的国粹主义,也不追随“打